社会学角度对职业
教育
功能的研究,产生了争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妨碍受教育者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另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为减少失业和非技术就业提供了安全网。在某些国家,职业教育在起到安全网作用的同时也妨碍了受教育者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而在其他国家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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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职业教育究竟是分流管还是安全网,往往是由条件决定的。
还有一种社会学的观点,与阶层不平等复制论不同,认为职业教育具有缩小社会排斥、增加社会团结与和谐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低技能就业者来讲,职业教育是最接近他们的最方便接受和选择的、直接增加他们就业能力的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持这种观点。
另外,一些
经济
学学者则认为,不管职业技能还是学术技能,均可以改善学习者在就业市场上的境遇,职业教育可以传授给学生必要的技能,从而提高其生产能力,因此就有了对职教毕业生的市场需求。与未接受职业培训的工人相比,职教毕业生获得就业和较高工资的比例正在大大增加。然而,从经济学视角考察职业教育问题,特别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的问题,很容易忽略职业教育重要的社会功能。
很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而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却非常单薄,这也反映人们更看重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其社会功能,包括世界银行亦是如此。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则是更倾向于采取兼顾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平衡立场。
(
四
)
人的
发展
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
职业教育一方面根植于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
教育理念与目标的核心是人的发展
)
,另一方面根植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工作标准。为了保证职业教育满足人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与工作的需要,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同时考虑
“
教育
”
和
“
工作
”
这两个领域。然而个人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为了实现个人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如何将教育与工作的需要、价值和标准进行有机地整合,使职业教育应该更加人文化、宽基础化,以提高适应性和灵活性,拓宽就业机会,是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的主要挑战之一。
对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主要是在学校获得或是在其他部门获得这一问题,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技能是在工作中获得的,与工作有关的技术和能力主要是在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培训和工作中学到的。国际劳工组织也认为,劳动力的技能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
[8]
但是,大量基础性的职业能力和一些特定的技术需要在专门的教育机构中通过培训获得。在相当多的发展
中国
家里,教育体系与工作世界是割裂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更靠近教育的规范和标准而不是工作世界的需要,这成为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一个痼疾。而在不少
工业
化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更接近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促进了教育价值与个人需求的实现。
在国际组织中,教科文组织更多是从教育的理念和人的发展的角度,来平衡职业教育中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之关系;世界银行主要从成本收益率的角度强调职业教育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效益,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效益;世界劳工组织则是更为具体地从劳动力就业能力与改善工人生活的角度,兼顾了职业培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五
)
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的取舍
在制度的发展动力上,存在着以市场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以国家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两种极端的发展模式各有其优劣,比如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这也是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英国学者安迪
·
格林肯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在一国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研究时,他通过对集权制和分权制下的教育成绩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英、美分权制体制的教育成绩要逊于集权制体制下的教育成绩的结论,并指出反对国家干预教育是英国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格林在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技术教育成功的原因后,提出了一条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新的道路,即让国家和社会合作者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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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显然已经被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接受。那么,这些国际组织又是怎样确定和划分政府、市场、学校、其它相关权益者等各自的作用呢
?
这一点应受到关注。
(
六
)
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
有学者考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发现存在两种技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一种是德国、日本等国的发展路线,被称为高技能平衡
(High-Skill Equilibrium)
,其主要特征是:给高技能者以高工资,获取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报酬的个人知道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收益大于成本,管理者通过促进短期的灵活性和长期的创新寻求改善竞争优势,政府的目标是避免实际工资率的减少和控制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种是低技能平衡
(Low-Skill Equilibrium)
的发展路线,主要指英美的发展路线,其主要特征是:个人感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超过收益,原因是他们偏好短期的收益效应,或者因得不到资助培训的机会,
企业
感到提高技能的成本或风险太大,担心任何管理控制的减少,而去偷猎技术工人或者打破现存工作组织,政府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太高,做出任何变化都将会导致预算紧张或者与市场理念冲突。
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均是在工人受教育水平较低,几乎没有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的支撑的情形下,走出一条低技能的工业化路线。而第二批开始:工业化的德国和日本,认识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价值,开发出有利于技能形成的成功模式,工业化的策略属于高技能路线。但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明白,他们正面临日益增强的经济竞争压力,特别是来自诸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等低工资国家的竞争的后果。那么,要想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国家,除了转入高附加值的和依靠知识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尤其是那些要求其劳动者有高水平技能和灵活性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他们就别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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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是率先完成这一转变的国家。英美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培训体制使得实施全国性高技能战略非常困难,两国面临着企业自治与高技能的公共目的最大化之间的困难选择。然而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具有最高层次技能和能力的人才以及全球人才招聘策略适应了信息化社会的需要。
阿斯顿和格林在
1996
年提出了
现代
社会维持高技能发展路线的制度化框架,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满足六个必要的条件,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遵循高技能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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